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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全面爆发后，共产党员杜省吾出狱返回杞县故乡。为教育青年、积蓄抗日力量，杜省吾在杞县东门大街甜水井院筹办了一个穷苦青年补习班，校名为免费补习学校（简称“补校”）。任培棠和张宏奎等二十余人入校学习。

杜省吾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封建家庭，在家乡及外地广有田产，在开封、郑州有商店，人称“杜三爷”，但他生活却十分简朴，早晨一个烧饼，中午、晚上一个馒头，除一碗汤外很少吃菜，衣服自己洗补，外出多步行。

他自认家庭有罪，将原名字省物改为省吾，以提醒自己。他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向自己罪恶的家庭和人吃人的旧社会宣战，当时人们叫他“傻子”、脑子有问题”，说他是“不走正路”的人。

学校开课以后，他只讲了三堂代数课人就不见了，到外面办事的时候比他在校的时间多，甚至一两个月也不到校。除段佩铭一人在校坚持教学外，韩晓亭、王乐超等只挂个教员名并不来校任教。

学生不知究竟心中不满，都说：“校长不务正业。”段老师出来打圆场说：“咱们校是私立，免费的，校长教员是尽义务的，校长去聘请思想进步的教员去了，很快就会有新教员来。”并要求大家安心求学。以后徐宏九、王锐到校教英语、代数课。

杜校长回来后，仍不到校视事，并把他的宿舍让给任培棠这个没有房子住的学生，行动令人难测。后来大家才知道他经常去开封和农村活动，又去陕北奔波，为恢复杞县党的组织而忙个不休。9月下旬，经河南省委批准，恢复了以杜省吾同志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杞县委员会。

主持学校的主要是语文教师段佩铭（中共地下党员）。他向大家讲述抗战形势和我党的方针政策，说明学校的办学宗旨，就是培养抗战救国人才。所以学校对内也叫“抗日骨干学习班”。

补校教授的主要课程是新华社所发的文告，尤以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学习的重点。要求熟记、会背、能讲解，能到校外广为宣传，这些都给学生在思想上打下一个深刻的烙印。学生们以十大纲领为指导思想，结合战事发展的形势，编写墙报、抄写传单，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广泛发动群众。

一天晚上，任培棠在向段老师汇报工作，说起自己的房东、东门大街保长王尽忠的事。王因见任培棠向群众宣传极为反感，他恶狠狠地说：“抗日！抗日！你小孩子懂得什么？人家日本人有的是飞机、大炮，那么多中央军都光打败仗，你胡说什么！”没等段老师开口，坐在一旁的校长杜省吾说：“他是‘准汉奸’。”

事情果不出杜校长所说，1938年6月1日早晨，日军侵占杞县城的时候，这个大腹便便的“准汉奸”带着几个奴才，手持膏药旗，毕恭毕敬地去迎接“皇军”去了。

在这个学校里，任培棠等青年懂得了许多抗日道理，学唱抗日歌曲，激发了抗日热情。后来这个学校的学生大多数都参加到了抗战的行列。

学校办了三个月左右就合并到杞县私立大同中学去了。任培棠在补校经潘效炳同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此深明只有共产党才是为大众打日本的，是穷苦人的组织，并积极寻找党组织。1938年1月20日，经杜省吾、段佩铭介绍，任培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杞县县委成立以后，杜省吾到大同中学任教，党的活动中心即转移到大同中学。大同中学是进步民主人士王毅斋在党的支持下私人创办的。该校原有党的工作基础，师生思想比较进步，因此，党的活动中心放在大同中学是比较理想的。

10月末，在韩晓亭等协助下，补校并入大同中学。补校用的课本《解放周刊》、《风雨》、《抵抗》、《抗战》等杂志，杜校长要任培棠和潘效炳两位同学打着他写的“卖书童子团”的旗帜到大街上去卖，一份给一个铜板也行，向店员、小市民做宣传，所得款子就由两位学生自己买粮吃饭。

大同中学有了党的领导，政治气氛更加高涨，抗日救亡活动更加活跃，逐步成为杞县政治活动的中心。

1938年3月，任培棠以大同书店店员的身份为掩护从事中心县委的联络工作，后为省委秘密交通员，担任豫东各县的交通，由中心县委书记王静敏直接领导。

期间，任培棠和潘效炳一同去乡里做民运指导员。路上，两人相约以田程岩为中心，以高继成家为联络点，两个乡要搞起五十至八十条枪，组成一个游击中队，等日寇到来就在乡下打游击。但由于国民党的极力破坏，这一计划落了空。

南京、济南沦陷以后，日军企图合攻徐州，打通南北交通。根据局势的发展和省委的指示，5月初中心县委决定在大同中学开办抗日干部训练班。军事训练由县委军事部长谭志政负责，政治教育由王静敏、段佩铭等负责。并由孟海若、刘伯泉、谭志政出面向县长谢道安交涉训练用的枪弹。

几经催促，八面讨好的谢才让人送来了15支不堪使用的旧步枪，子弹却颗粒不给。反而说，根本用不着枪支，用棍子比划一下就行了。经过几位热心同学的反复检修，只有五支勉强可以打开枪机，其余全部退回。学员刘影从家中拿来5发子弹，成了大家的宝贝。训练休息时，大家好奇地摆弄起来，结果一不小心“砰”的一声，走了火。

报名参加训练班的有70多人，因总是有人外出工作，每天实到60人左右。学员们过着半军队性的生活，大家排起队伍、扛起大枪、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在大街上，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矮个子的段佩铭老师边走边打着拍子，雄壮有力，高兴异常，就像打了胜仗凯旋归来的英雄。任培棠走在队伍的最后，心里特别美。这支学生队伍的建立，使全县人民的抗日情绪为之一振。这个班的男女学生后来大都成了睢杞太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骨干。

1938年5月19日，是任培棠一生中难以忘怀的。这天早饭后，队伍在城西彭庄东的田野里上课，由谭志政讲授游击战术。王静敏骑车赶来把任培棠叫出说：你现在就去开封送信。说着便把两封信和自行车交给任培棠。

任培棠调转了车头正要上路，突然，一架敌机飞临县城上空。这是鬼子的飞机第一次窜到杞县上空。任培棠明白，自己的家乡，今天起已处在敌人威迫之下了。

任培棠顺路回家看了一下，于9点半赶到陈留县民运指导员办公室，把一封信交给县委书记庄志夫。他看过信向任培棠介绍了另一位同志，说今后他本人不在时，任培棠俩可以联系。任培棠谢绝他们的热情挽留，握手告别。从岗哨盘查行人的情况看，军人开始提高了警惕，他心情也有些紧张。

12点过后，任培棠在河南大学西边同乐街十四号《风雨》杂志社的前院找到小学教员王澜西。这所小学房子很少，设备简单，学生都放学吃饭去了。任培棠把信交给他。王安排任培棠先吃饭，等待省委指示。

下午近2点，王澜西领来一位身材魁伟、面貌慈祥的中年人和任培棠接谈。来人询问过杞县近况后又同任培棠拉家常，然后自我介绍说：我叫吴芝圃，过去叫吴殿祥。任培棠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吴殿祥！”这名字多熟悉啊。

任培棠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吴殿祥曾率领着农民起义军攻占县城的壮举，顿时更加起敬。任培棠兴奋地唱起流传已久的民谣：“少年英雄吴殿祥，一十八岁坐正堂，为咱百姓拿主张，贪官污吏一扫光。”“吴老殿，真是凶，带领农军百万兵……”

吴芝圃微笑着说：“你也知道。”“是听老人们说的……”吴芝圃高兴地向任培棠交待了今后的任务和领导关系，又拿出一封信交给任培棠说：民权、兰封、考城一带的同志都转到黄河以北去了，现在还未取得联系，你们可利用熟人去找，双方都设法……

太阳西斜，任培棠离开同乐街。防空警报接二连三，不时有敌机骚扰，加上陇海公路被破坏，待任培棠赶回杞县时，天早已黑了。

他穿过几条大街未遇一个行人，走进校园也不见一点动静，心里很是纳闷，忙调转车子向大同书店走去。这时马庆华从侧房里出来喊住任培棠说：今天下午有一队日本骑兵窜到城北铁岗。为避免意外，己动员百姓暂时撤出城去。师生们今晚暂到城南马新庄，你回来后到马培元家中找他们，我留下来就是给你送信的。

任培棠约他一同走，马庆华说到北街还有事。任培棠急忙带上一条被子赶快奔出城门。他走到马培元家门前时，天已经黑得对面看不见人，听旁边有人在说话，原来是王静敏和几位老师躺在麦秸堆上讨论明天的行动问题。

任培棠见到老师和同学们，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他向王静敏简要作了汇报，他非常满意任培棠在今天能够赶回来。

一天的奔波已使任培棠感到十分疲劳，他向麦秸堆上一躺，就进入了梦乡。